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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捐赠史背后的故事

字号+ 当前位置:第四套人民币 > 古玩 > 2015-04-05 我要评论

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梁金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捐赠潮
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的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潘、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藏品故事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委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新时代
1992年,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想起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
此后,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03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而征集经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依旧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被炒高的市场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赠可能。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
“那么,在商品社会,捐赠会不会就此中断?”我有些担忧,梁金生说不会,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对于文物,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不过,梁金生也承认,“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
回看故宫及中国70余年文物捐赠史,张伯驹的几句话可谓最好的注脚: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章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个错误认识,即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章诒和认为,富贵一生、清平一生的张伯驹,演示的是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也正因如此,张伯驹一代的群像,才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往者已矣,在颇为复杂的当今社会,或许世间再无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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