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套人民币

夏商时期玉石器加工中的镶嵌技术研究

字号+ 当前位置:第四套人民币 > 第四套人民币 > 2015-04-05 我要评论

 中国,美玉之国。在玉器的生产、使用及文化价值的内蕴方面,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在长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玉国春秋。中国玉文化绵延7000余年,至今魅力不减,反而生命力越来越旺盛,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玉器对中国...

 中国,美玉之国。在玉器的生产、使用及文化价值的内蕴方面,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在长达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玉国春秋。中国玉文化绵延7000余年,至今魅力不减,反而生命力越来越旺盛,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玉器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礼仪、商贸、图腾、宗教、信仰乃至生活习俗膜拜的神物,是森严礼仪等级制度的象征,是古人审美观念的表现,更是中华民族美好品德的化身。一部玉器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明史,中华民族以“爱玉”和“尊玉”而著称于世。在人类迎来文明曙光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历程。到了距今4万年至1万年之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制石工艺的进步,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我国北方的黄河、辽河流域的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当这种意识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产生了许多以兽牙、兽骨制成的装饰品。虽然在旧石器时代还没有出现玉饰品,但其他各种材质的装饰品的出现,表明了先民审美观念的萌生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日益丰富,而这一切为玉饰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磨制工具,生产技能有了重大飞跃,随之产生了治玉技术。

  有关玉器加工工艺的介绍,最早应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但实际上《考工记》多是叙述玉的形制。直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才作了一些介绍(图1)。比较详尽的还是清末李澄渊所作的《玉作图说》,他把治玉分为十三个步骤,列为十三章,不但翔实的记载了制玉过程,而且使用玉匠的传统术语诠释制玉方式(图2)。一般认为,我国手工精巧的玉匠,在几千年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制作玉器,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但近几年田野考古资料的陆续出土,将这种制玉方式提前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因为不论是二里头文化中使用的独山玉,还是良渚文化中使用的角闪石,都不是工匠使用原始的纯手工研磨方式就可以制作出来的,而是采用了半机械的研磨法。笔者坚信,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我国制玉工匠的技巧与使用工具、设备的配合,虽未到《玉作图说》中所叙述的周全阶段,但已经相当接近了。基与此,本文将通过对夏商时期玉器加工中的镶嵌技术的研究,来探源古老的玉器加工技术。


  (一)玉石器加工技术研究概况


  夏商时期玉石器的研究是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丰富和对史前及商周玉器研究的兴起而不断深入的。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形制(器型分类)、具体器类、原材料、技术工艺、文化交流、玉器与社会性质及政治经济的关系等。


  目前关于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器物的分类,对具体器类的名称和功能的考证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二里头文化玉器的材质及来源、琢玉工艺、微痕分析等琢磨不多,尤其是镶嵌技术探讨不够深入。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表明,中国镶嵌艺术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镶嵌,系指把一种小的物体(客体)嵌在另一种大的物体(主体)上,使两种物体(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的一种工艺。采用镶嵌工艺制作的艺术品、装饰品、实用器别具一格,它通过两种或多种不同物体的形状和色泽的配合而取得特有的视觉艺术效果。中国的镶嵌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根源可追溯到史前,其影响至今依然深远。夏代的镶嵌艺术渊源于新石器时代,这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嵌饰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图3),嵌饰用的绿松石,与新石器时代常用的嵌饰物绿松石相同,以绿松石构成的饕餮纹,也可从山东龙山文化所见黑陶器皿刻饰饕餮纹找到渊源关系。不过,把镶嵌工艺运用于装饰铜器则是夏代的创举。商代的镶嵌艺术,也显现其传承关系,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两件嵌饰绿松石饕餮纹象牙杯是其代表作(图4)。同镶嵌象牙杯一同出的还有嵌饰绿松石的骨簪。而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除选用绿松石采用一个画面上下多层镶嵌,使整个画面更富变化外,又用嵌绿松石表示圆雕骨鹿、虎、龟、蛙等动物的眼、耳、鼻,有的则在动物身上(如蛙)也嵌绿松石点缀。中国的传统镶嵌技术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以来,历代传承,不断发展,经久不衰。玉器加工中镶嵌技术的运用,对于玉器的制作可以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是两种不同玉石材质颜色上的反差,让人们产生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处于奴隶制社会初期及鼎盛期的夏及商朝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制工具的使用,形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玉器制造的一个高潮。夏商玉器就玉材的选择而言略有不同,而形制、纹饰、琢玉方法等则大同小异,本文将这两个朝代一并讨论。


  (二)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老的玉文化博大精深,笔者希望通过对夏商时期玉器加工中镶嵌技术的探析,让世人认识夏商时期玉器制作特征及琢玉技术水平。中国古玉历史悠久,考古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夏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质朴的原始玉器,距今至少已有八千年。中国古玉以其无比悠久的历史、神奇精湛的刀工、风格独特的造型,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著称于世。不少古玉精品令世人震惊,被西方学者誉为“鬼斧神工”。但从玉器镶嵌的角度来研究夏商时期玉器并不多,本文目的是:揭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夏商时期玉器镶嵌技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取考古学的方法,首先对已发表的夏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二里头文化及殷墟妇好墓玉器,进行全面的梳理并进行型式的划分,然后重点通过对二里头文化墓葬及殷墟妇好墓墓葬中,出土镶嵌玉石器的考察,试图揭示出夏商时期玉器镶嵌所反映古人制玉的艺术水平。


  (三)玉器加工技术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玉器镶嵌,在中国具有非常久远的发展历史,它在各个时期的功能是不同的。但是,由于镶嵌玉器自身的特殊性,它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如陶器或石器那样容易被人辨识,而且就中国来说,各个地区用玉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对镶嵌玉器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一个地区或文化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并且要尽可能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玉器镶嵌的影响。就本文来说,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资料的不足。夏代及商代的玉器镶嵌,大多发现于工作做得较多的二里头遗址和殷墟妇好墓,其他遗址则很少,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出土的玉器资料也不是很详细和充分,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其次,本文试图将夏商镶嵌玉器放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青铜时代的肇始这一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探讨,并力图从玉器镶嵌的视角对夏商时期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原因作一些有益的探索,不过,由于学力和时间有限,这一方面的研究似乎有点不尽如人意,诸多缺憾,只好留待日后弥补。


  夏商时期玉石器加工类型及特征


  依据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现象来看,玉器流传的时间一般较长,器形变化在短时期内不明显,故只从其自身形态或工艺的演变进行细致的断代分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本文在参考夏代二里头文化玉器和殷墟妇好墓玉器,自身特征变化的基础上,主要借助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依据玉器的共存关系和地层关系,来对夏商玉器作一个综合的分析,以期能概括出夏商时期玉器的琢玉时代特点。


  夏代玉石器加工类型及特征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朝晚期的王都,储有异常丰富的夏代文化遗存。这里有大型王室宫殿,有占地上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有殿堂、庭院、城门,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城池宽厚,极为壮观。在宫殿四周有大量房基、窖穴、墓葬、窑址、水并、灰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揭开了夏朝玉器文化的面纱,并能和古代文献相印证。故此,目前所知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就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


  1.夏代玉石器类型


  玉器种类:生产工具有玉斧、玉铲、玉钺;装饰品有管、珠、楔形器、绿松石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礼仪器有戈、圭、刀、牙湾、柄形饰等。


  为了说明夏代玉器的分类与用途,笔者对已发表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做了小计,夏代大件玉器有近四十件,小件玉饰数百件,可分为武器、礼仪玉、饰玉、镶嵌玉四项。武器主要有玉戈和玉镞两种。夏玉中器形较大,数量较多,琢工较精的玉器,要数礼仪玉。夏代礼仪玉主要有圭、钺、璋、梯形刀四类。以其中一件1980年二里头遗址五区三号墓出土玉钺为代表,为平面梯形状,乳百色玉,通体磨光,平面梯形,双面刃,钻二圆孔,下面一孔用绿松石嵌平。长9.2厘米。另外,一件玉璋器身一侧琢一圆孔,但又以绿松石片嵌平。这种现象不是孤例,同墓出土的玉钺穿双孔,下面一孔亦用圆绿松石嵌平。这种琢孔後再用异色绿松石嵌平的玉器,是一种专门装饰技法,还是特殊用途的标识,值得注意。与较为发达的礼玉相比,夏代饰玉则较为简略,品种、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玉柄形饰、绿松石耳坠及项饰、玉臂饰等。(图5)


  2.夏代玉石器加工特征


  夏代玉器工艺、玉器材质:主要有白玉、青玉(含河南独山玉)、绿松石等,玉器工艺一般较规整,表面光滑。阴线纹的刻法上,按照一些现代琢玉技师的看法,当时已经使用纺轮式工具,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用四轮在玉器表面刻划出条条细阴线,此法通称为“勾撤法”。如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再用砣轮将它向外稍加拓展、形成较充的斜坡面,叫做“勾撤法”。勾撤法工艺的实施,使两条平行阴线线形产生了差异,而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图6)。它较之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阴线纹,有了很大的形式美的进步,并为后世出千年玉器明线效的工艺技法奠定了基础。


  夏代镶嵌玉器:1987年发现的青玉半月形器,中部有一圆孔,孔内两面满镶圆形绿松石,有的玉钻孔内也镶绿松石,它们都是夏代管钻典型的玉器钻嵌工艺。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饰牌的重要价值,在于其造型成为商周时代玉器、青铜器兽面纹形象的基本依据,是商代玉器上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如安阳殷墟妇好墓玉器上的兽面纹(图7),商代早期铜鼎(二里岗类型)所饰的兽面纹。据此,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商代玉石器加工类型及特征


  1.商代玉石器类型


  商代妇好墓玉器出土了755件,连同1949年后发掘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约有1200件以上。从工艺水平与风格看,有王室的,有大小奴隶主的,也有来自方国的玉器。从某些出土玉器的材料和形式看,则出自龙山和良诸文化圈,卜辞中的“取玉”和“正(征)玉”等内容正反映出商晚期玉器来源的多元性。


  殷商时期的玉器种类已经是相当齐全了,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器、工具、用具、装饰品、技术品以及杂器七大类。其中装饰品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殷墟出土的玉器中,装饰品就有千件以上,据考察分类,这些装饰玉雕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佩饰、头饰与冠饰、腕饰、坠饰、镶嵌饰等,其形态多样,题材丰富,工艺精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图8)


  殷商玉器艺术具有象征性、装饰性的特点,这一点与青铜器工艺基本一致。一些立体的物、兽禽玉雕,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施用圆润婉转的阳线,装饰趣味极浓(图9a、9b、9c)。这种表现手法,是殷商玉雕的主流。还有一种做工简略的类型在平面或弧形面上,把对象的主要特征加以简略的刻画,细部再以阴线刻饰,寥寥数笔,即表现得栩栩如生。(图10)


  殷商礼器类玉器庄重而简朴,此时高层次玉器的神秘主义意味已开始减弱,所显示的主要是政治和艺术意义。另一特点是生活味道逐渐加浓,如妇好墓755件玉器中,礼器(包括仪仗)229件,占总数的30.33%,属于工具、生活、装饰等共536件,占总数近70%(其中只有少数神秘主义的玉器),说明此时玉器工艺、技巧的重心己往生活类转移。


  2.商代玉石器加工特征


  经前人研究,从殷商墓葬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可以看出:殷商玉器工艺经历了一次工具改革。从妇好墓出土的玉兽、玉禽以及玉簋等器的琢磨来看,若以高硬度的玉石为原料,就非用砣具不可,而且砣具的硬度要更高,旋转速度更快,碾玉用的解玉砂也要有一定的纯度。离开这三个条件,无法琢磨高硬度的玉石。这三个条件的变化,可能给砣具的构造带来改革,更加接近后世的碾玉工具(即水凳)。(图11)


  在商代,青铜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促进了玉器制作技艺发发展。人们在玉器的制作中对锯割、琢磨、钻孔等技术的运用日益得心应手,特别是青铜砣子、金刚砂(钻石雕刻) 以及管钻、?钻等手段的应用,再加上作坊式的生产,使玉器制造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玉器不仅造型更为多样,而且也更为精细。


  商代玉器的纹饰首先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形成整个纹饰图样,并以此对玉器进行装点。这里的线刻,主要有阳线和阴线两种。阳线的具体制法为:先沿纹样两侧边缘分别刻出阴线(双线阴钩) ,再将阴线外侧磨成一斜面,磨去纹样周缘的玉面,变成真正的浅浮雕(图12a、12b、12c)。而阴线则是沿纹样直接刻入,再将阴线两侧微加修磨,使线条加宽形成凹陷阴线纹(图13a、13b)。这两种方法刻制的花纹在殷墟出土的玉器中多有出现,成对的线条,构成整块玉面。线、面交错构成纹络装点玉器。这些玉器多为神人兽面纹、兽面饕餮纹、双钩线纹等。其中双钩线纹为商代艺术家的独创技巧,即两条阴线相交,使阴线之间自然显现阳纹,阴阳相错,富于立体效果。如商代中期龙纹,其纹乃双钩阴刻线,构成重环纹、云雷纹、菱形纹等。所刻的龙形,形象生动,风格多样,体现着不同形态(图14)。商代玉器多数纹饰均以此为基础,反映了商代玉器艺术家们构思的精巧和制玉技法的成熟。


  三、夏商时期玉石器加工中的镶嵌工艺


  (一)夏商时期玉石器中的镶嵌器


  镶嵌器,是指那些专为镶嵌在别的器物上的玉件,自己不能单独使用的。一件玉器,它是一件独立玉器,还是镶嵌器,从它的形制上,可以判断出来。下面分别列举夏代及商代的镶嵌器。


  1.夏代的镶嵌器


  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绿松石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数量巨大,可见当时人们对其的喜爱和重视程度。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绿松石镶嵌


  工艺有三种情况:镶嵌于铜底座上,镶嵌于其他有机质上,镶嵌于玉器上。第一种情况发现有圆牌状铜器和铜牌饰,尤其是1987年二里头遗址VI区M57中的一件铜牌饰出土时仅有一个铜铸的兽形框架,而其上面碎小的绿松石仍原样未动的悬空排列在其上。此件牌饰长仅15.9厘米,宽7.5厘米至8.9厘米,而在其上镶嵌的绿松石则有400余片,而且排列致密有序,镶嵌牢固,所表现的兽面形象凶猛、威武且生动,色彩斑斓,绚丽而协调,显示出高超精湛的工艺。而2002年春发现的一件“龙形器”总长达70.2厘米,全身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头部用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器体用绿松石组成菱形纹样,曲伏有致,尾尖内卷,非常形象生动。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例如牙璋、月牙形器等。这些孔均是特意穿的,但除了装饰外,具体代表了什么含义,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不仅仅是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这种神秘的铜镶绿松石牌饰,其它相近年代遗址中也发现了形制类似的牌饰。现将有明确出土记录和国内外收藏机构珍藏的这种牌饰加以整理如下:


  国内收藏铜镶绿松石牌饰:(图15)


  (1)偃师二里头遗址1981年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 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盾牌形,两侧各有二穿孔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外部轮廓为束腰明显的长条形,4个环钮分置于两条长边外侧。内部纹饰可分为面和冠两部分,面部有圆形眼和较宽的弯眉,眼下有表现口部的弯弧线。冠部是复杂的T形。这件铜牌饰上的兽面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兽面纹双目圆睁,鼻与身脊相通,两角长而上扬,不同于后来的兽面。(2)1984年出土铜镶绿松石牌饰:长16.5厘米,宽最窄处8厘米,最宽处11厘米,形状与1981年发现那件相似,只是略大,兽面纹面部尖咏,两角上延,卷曲似尾,眼睛呈梭形。(3)1987年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长15.9厘米,宽最窄处7.5厘米,最宽处8.9厘米,厚0.25厘米。形状圆角梯形,瓦状隆起,两侧各二钮。以青铜铸成兽面纹镂空框架,镶嵌以绿松石片。出土时绿松石片全部悬空(原来似有依托),整体为一猛兽形象,其头端窄而身部宽,圆头、圆眼、弯眉、直鼻,口处有数颗利齿,身有鳞状斑纹。(4)甘肃天水博物馆藏品,长15厘米,宽10厘米,眼上为羊首纹。(5)四川广汉三星堆高骈出土,长12.3厘米,宽5厘米,表面布满几何形纹饰。(6)三星堆真武类似铜牌饰:长14厘米,宽4?9厘米,不镶绿松石。(7)四川广汉三星堆真武出土铜镶绿松石牌饰:长13.8厘米,宽5.2厘米。


  欧州及国外收藏机构藏铜镶松石牌饰:


  (1)沙可乐博物馆藏品1:长17.2厘米,宽11.3厘米。(2)保罗?辛格藏品。长14厘米。(3)《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版1,长15?5厘米。(4)日本MIHO博物馆藏品,长15厘米,宽8.5厘米。(5)沙可乐博物馆藏品2:长15?9,宽9?8厘米。(6)1999年美国纽约新展出的1件,长14.8厘米,冠为窄长的“[]”形。(7)沙可乐博物馆藏品3,长26.6,宽12.2厘米,顶上增添圭首。(8)檀香山艺术学院藏品,长16?5,宽8.6厘米,眼上为高耸的多羽纹。(9)三星堆真武类似铜牌饰:长14厘米,宽4?9厘米,不镶绿松石。


  由以上这些陆续发现的铜镶绿松石牌饰,可以认定这种器物是有着特殊用途的,并不是偶然做一件的工艺品。在下文中笔者将具体阐述对这类牌饰的认识。


  2.商代的镶嵌器


  商代,镶嵌玉石更加普遍,常在戈、矛、剑青铜兵器上应用,主要发现在兵器和一些小型器物上,镶嵌的花纹有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


  商代则以玉兵器运用镶嵌技术较多,镶嵌绿松石玉戈比较典型。这些玉器均显示出商代继夏代之后对于玉器加工中镶嵌技术的传承和发扬。一件玉器,它是一件独立玉器,还是镶嵌器,从它的形制上,可以判断出来。此期颇多精美的嵌饰器与柄型器,在它们的下端,都銎有小孔,显然是插嵌之用。经考证,它们或嵌饰于长杆上端,供典礼中招降神族之灵,或嵌接酒勺,灌酒撒地,都是重要的礼器。(图16)


  镶嵌器,是指那些专为镶嵌在别的器物上的玉件,自己不能单独使用的。那志良先生将镶嵌器按玉器的器形分为杖、冠饰、带饰、剑饰、刀饰、弓饰、柄形饰、铺首、车饰、动物器形饰、几何形器饰等。。


  总之,大多数镶嵌器,有以下几个特点(1)一面有纹,背面无纹。别人看不到,就没有琢纹饰的必要,一面光素的,大都是镶嵌器。而且未好好地琢磨,有的在后面有象鼻穿,有的打几个孔,由正面通到背后,这都是镶嵌器。(2)全器各面上,都琢磨完好,只有一个部分,制作比较粗糙,有时还在这里有一个孔,它可能是镶嵌器。(3)器的一部分是筒形,里面可以容他物插进去的,也是镶嵌器。(图17、18、19、20a、20b)


  (二)夏商时期玉石镶嵌工艺


  目前所知出土夏代玉器,主要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墓葬。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大多出于中型墓葬。精美玉器常与青铜器、漆器等名贵器物同出,表明玉器在夏代,不是普通平民能享用,具有权利、身份、财富、礼仪等多种含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夏代的铜镶松石牌饰,下面通过这种夏代镶嵌玉器典型器,来说明夏代玉器加工中的镶嵌工艺。


  1.夏代玉石器的镶嵌


  从工艺上反映出夏代玉器的特征,是穿孔技法及镶嵌工艺别具一格。夏玉钻孔多为一面钻穿,一头大一头小,光滑圆整,一器数孔,大小基本一致。夏代玉器镶嵌工艺,主要镶嵌青铜器及漆器,完整器以1981年二里头四号墓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饕餮纹铜饰最著名。类似的铜饰,1984年二里头四期十一号墓也出一件,但笔者认为是早商的遗物。夏代与早商铜饰显著区别在于眼睛的做法。夏代眼珠圆鼓,眼眶呈圆形。早商眼珠同为圆鼓,但眼眶出角,呈商代常见的臣字眼。李学勤先生曾著文论述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铜饰,除二里头出土两件外,海外藏有七件,但都与1984年二里头出土的铜饰相似,应都是早商遗物。因此,一九八一年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铜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夏代遗物。


  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使镶嵌从其他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艺术――青铜与玉器镶嵌复合艺术。镶嵌和粘接青铜器的制作方法,我们认为应该是先铸好铜片,而后在铜片上凿出凹槽,再进行镶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铜牌饰皆由数百枚大小不一、形状不一的绿松石块粘接成兽面纹,它们历经3000余年未见松动,更无散落。尤其是1987年出土的那件,在其背后失去依托的情况下,仍颗颗无松动,足见其镶嵌技术之高超。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大量春秋战国时的镶嵌器物,灵巧精致,繁缚富丽,其工艺之先进,做工之考究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它们是夏代镶嵌工艺的继承和发展。这3件铜牌饰图案组合异常精巧,花纹生动细腻,色彩对比强烈,十分鲜明,可见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另外从镶嵌技艺来看,当时的水平已相当高超,似乎不是这种技术的最初阶段。因此,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定会发现更早的镶嵌青铜器物。


  铜镶嵌绿松石牌饰是一件铜与玉石组成的复合艺术品。今日我们看到的是长锈的青铜牌上面镶嵌小片状的绿松石,但当初一定是金碧辉煌的。金色的铜牌上面镶满了鳞片状的绿松石,这是何等的繁复缛丽。绿松石自古以来被我们都认为是玉,这是无可争议的。在新石器时代已作为史前先民们佩戴的装饰品, 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石峡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处处发现绿松石装饰物。


  笔者在撰稿的这段日子里,有幸在一位北京重要收藏家中见到了一件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1981年出土类似的青铜牌饰,经过本人鉴定此物确为一件散落民间的夏代遗珍(图21)。


  从侧面观察,松石牌饰平均厚度两厘米左右(图22)。在板瓦式的铜片上用绿松石镶嵌出兽的形体,这个动物具有圆目、大耳、无角、短体的特征(图23)。圆角板瓦状,中部呈弧状束腰,两侧各二穿孔钮(图24)。凸面由长条型、三角型、弯月形、圆形等多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若浅浮雕的兽体形象。中为轴线用宽的绿松石粘嵌,突出了兽面的鼻、尾和中脊;轴线两侧用绿松石片对称粘嵌,主要用各种弧线表现出兽体的不同部位(图25)。这样的纹饰,学术界有的认为是猫科动物,狐狸、龙、饕餮等,笔者尚且认为它是一种神兽。因为从形制,和带有穿情况来讲,它并不是一种实用器,而是一种沟通鬼神的器物。把这样的玉石先切割成小片,而且是厚度与大小都接近,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研究古代玉器的人都知道,玉器的辗拙不是用刀而是用砣具。这主要是由于一些玉石的硬度是相当高的,普通的刀具是不能刻玉的。我仔细观察了这件牌饰,在不用任何放大镜的条件下,大部分镶嵌在铜牌上的绿松石片表面,都有并排的几道开片时留下的砣痕(图26)。有的也有锯痕,这是在开片的时候,因压力过大,使仞口偏向,而在松石玉材上留下的锯痕(图27)。这些现象不是现代琢玉用的电动工具所留下的痕迹,因为越是先进的琢玉工具留下的痕迹越平缓,没有那种顿挫的感觉。我也曾在内地的古玩市场见过一些高仿的镶嵌绿松石工艺品,表面也有刻意去做砣痕的,但毕竟制作流程不同。古老的镶嵌绿松石艺术品,是先用砣具切割成一定规格的小片,再去镶嵌到相应的器物上面。新仿的器物,是用电动工具在已经镶嵌好的绿松石器物上进行作伪处理,具体到肉眼观察可明显看出来:真旧镶嵌绿松器物的表面,每一片绿松石小片上的砣痕方向不同。镶嵌绿松石赝品上整面的平行线切割痕迹。


  再看看绿松石片,是如何镶嵌到长方形圆角的铜牌饰上面的。这件铜镶嵌绿松石牌饰和以往出现的牌饰,有着共同的特点:形制大体呈圆角长方形,上缘略宽于下缘,在左右各有两个系钮,有纹饰的一面面凸,满嵌绿松石,构成一具神秘的兽面。李学勤先生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中,论述了几件有代表性的铜镶松石牌饰,其中提到“如果看1981年出土的一件,其背面有麻布痕迹,可能推想为服装上使用的,可是火奴鲁鲁的那件正面也有丝织品遗迹,似乎原来是以丝绸包裹着。”笔者经过观察这件松石牌饰,同样发现了有麻布或者是丝织物的痕迹,而且从脱落的一小片松石下面,也隐约看到了丝织物痕迹。依照以上观察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古人是在事先铸好的铜牌上面垫一层麻布或者丝织物,然后再将小松石片逐一嵌粘到上面。至于牌饰上面的纹饰也是事先设计好,再用松石片排列嵌粘成特定的图案。从已经出土和国外收藏的铜镶嵌绿松石牌饰看,有的是两眼圆睁,有的两眼成梭型,还有的是两目圆形,环有重圈,中嵌凸珠,冠部也是不尽相同。总之大体相似,略有不同,至少我们能感觉出古人要表现的是一种神秘的兽面纹,只不过兽面的表情不同。这让我想起看过的几套玉覆面,喜、怒、哀、乐表现形式是统一的就是瞑目,但反映的内容不同。也许夏代的铜镶嵌绿松石牌饰,古人也要表达不同状态下的兽面,所以有尖缘的,冠纹不一样的。总之这些牌饰是一种通行牌饰的形制,而且每一件都映照了夏代精湛的玉石镶嵌工艺。


  2.商代玉石器的镶嵌


  商代的玉器直接继承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艺术,在夏代玉器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商代早期,由于青铜器的发展方兴未艾,玉器的发展暂时相对地受到了遏制,但到了商代后期,玉器又从青铜器艺术中受到启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商代玉器的高峰时代,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在形制上,玉器同样能够巧妙地做到因物赋形,并在像生造型方面体现了玉料质地和色彩的独特优势。而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显了装饰的功能,对后世的雕塑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下就针对商代玉器当中的镶嵌器举例说明。这里只举几个例,以见一斑。


  动物形器饰:动物形的器物,有的是琢成立体的,是动物形象的描写,有的只琢一面纹饰,背后不但无纹,也没有好好地琢磨,那就属于镶嵌器了。存世的动物形器饰,比较多的,是人纹、龙纹、牛纹、虎纹、兽面纹、鸟纹。人纹的器饰有两种一种是板状体,另一种是立体状,这种形状,显而易见的,它们不是独立的器物,是用来镶嵌在他物上面的。(图28a、28b、28c)


  兽面纹:商代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图29a、29b、29c)


  鸟纹饰:玉制的鸟非常多,鸟纹的器饰却不见太多。商代玉鸟的鸟冠羽非常漂亮,足下有一段无纹饰且有一孔,是嵌入他物之处(图30a、30b、30c、)。


  几何形纹:几何形器饰数量最多,任何器物,都可以镶上一块玉,这块玉可以做成方形,也可以做成圆形、长方形、梯形……(图31a、31b)。


  一件殷墟出土的象牙杯,以两道阴刻旋纹将器身分成上中下三段,上段光素无纹,中段雕刻一周连续排列的三角形倒置蝉纹,下段近足处遍饰浅浮雕夔龙?杯,杯身似觚,侈口薄唇,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由口至切地,用镶嵌绿松石相隔组成四段装饰面,第一段是两两相对夔龙纹连续图案;第二段是饕餮纹三组,眼、鼻镶以绿松石;第三段是前后接连之夔纹,与第一段相呼应;第四段再雕饕餮纹三组,充分表现了统一中又有变化的节奏感。?上段作抬爪勾嘴的鹰形,下段作弯首曲尾的夔龙形,高度与杯身相等,加强了安定感。象牙黄色与绿松石的光泽相觑,使全器产生温润典雅的效果,这样的作品被誉为登峰之作当不为过。


  四、结语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多被认为是国家最终形成的阶段,也是开启中国灿烂青铜文明的时期,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革。作为当时社会等级和礼制最重要的表征之一,玉器――尤其是玉礼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玉器来了解夏代的社会结构和礼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早期文明和国家的形成,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奴隶制王朝的商朝,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另一方面出于统治阶级的有意识地利用,夸大神力。商王朝的统治者非常迷信,凡事必卜,每事必祭,在祭祀中不惜动用所珍爱的宝玉,因此祭祀坑和墓葬中的礼制用玉,以及兼有礼仪作用的佩饰下器极为盛行,是各类玉器中的主要器类。商族祖先发明了马车、牛车,笔者相信,他们对车轴的认识,必定也改良了制玉的原始砣具。铜器出现,在采铜过程中,认识了更优质的解玉砂,用之于琢玉。铜刀具的使用,也必增加了制玉的效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朝阶级分明,畜有大量与牲畜同地位的努力,这些玉奴,受到极端的压榨,终生孜孜以求一项手工艺。如此,造就了夏商时期玉雕镶嵌工艺极其灿烂辉煌的一页。


  (作者系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副馆长)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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